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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蠡舟:传授医道 尽瘁终身
  发布时间:2013-06-13 阅读: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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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家庭的数度搬迁,关于他的许多文字图片资料已难以寻觅。现在我们仅借助残存的信息,家人零星的回忆和苦苦的搜寻,汇集成父亲生平“点滴”记录。这些“点滴”至今仍熠熠生辉,让我们铭记心间。
国难当头 奋不顾身 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创办医大 力主内迁 为传授医道而尽心
——追记父亲汤蠡舟
汤章城
父亲汤蠡舟(1896-1957)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经历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在他六十一年的生涯中,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成立、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变革。每当社会变革到来,他都迎身而上,投身其中,留下至今仍依稀可见的足迹。他忧国忧民、勤奋好学、不畏艰辛、廉洁奉公的精神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宝贵财富。
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家庭的数度搬迁,关于他的许多文字图片资料已难以寻觅。现在我们仅借助残存的信息,家人零星的回忆和苦苦的搜寻,汇集成父亲生平“点滴”记录。这些“点滴”至今仍熠熠生辉,让我们铭记心间。
一、东渡日本 学医千叶
父亲汤蠡舟,字纪湖,1896年6月7日出生于上海浦东三林镇的一个大户人家。父亲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父亲在老家念完小学后,来到上海市区,就读南洋中学,于1917年夏毕业。是年秋,东渡日本公费留学,就读于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后改为千叶医科大学)。
据史料记载,1904年,清政府鉴于日本教育发达,曾派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教育,进行文化交流。双方政府决定,由中国政府每年选派青年,以官费生身份,分别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五校就读。这些留学生受驻日公使馆监督,而在校日常生活实际上受到日方照顾。
这些学校还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立了特别预科,先要经过一年语言训练,才可从容地与日本学生同堂上课和交流。经商定,这些学校每年招收中国学生五十名,均为官费生,由清政府提供学习和生活费用,以十五年为期。后来,清政府不复存在,这一条约依然有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为了吸收新知识、新思想,父亲汤蠡舟和几个南洋中学的同学如赵师震、罗宗洛等相约,各向书店订购英美的进步杂志,各人把自己订阅的杂志中认为重要的论文摘要下来,然后大家轮流传阅。
从史料看,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比较多的,因此有专门的机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管理处”负责进行日常管理,为留学生造名册。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1920年4月的新生一览中,汤蠡舟和赵师震已名列其中,当时为一年级学生。证明父亲汤蠡舟经过努力,克服困难,终于成功地进入了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成为一名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的中国公费留学生。
在1924年3月千叶医科大学(原千叶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学专门部毕业生、医学士的名单中,有汤蠡舟和赵师震的名字(俩人是同班同学)。因此,可以确定,父亲汤蠡舟在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就读的时间,如果从预科算起,应从1919年春到1924年3月。父亲的留日同学还有张锡祺、李祖蔚、陈卓人等(他们后来都与我父亲一道内迁至怀远)。
父亲在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毕业后,从1924年3月到1925年5月在日本千叶医科大学的医院外科还做了一年多的外科助手,积累了做外科医生的经验。1925年回国,正值北伐战争,父亲首先去广州东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医院做了一年多的医务主任,1926年7月返回上海。
二、创办医校 传播医道
根据《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中的《校史》记载:1926年,上海亚东医大停办后,学生无求学之所。时郭琦元先生自粤返,因念青年失学,且有感于医学之不振,人才之缺乏,乃邀汤蠡舟、缪征中先生等发起筹创新校,并得南翔陈巽清先生之赞助,将崇海普安沙滩田五千亩捐作本校基金。于是,商请褚民谊先生等组织校董会。一再集议,三月事成。租赁上海沪军营严氏民房为校舍,定名曰东南医科大学。推郭琦元先生为校长。先办专科四级,计招学生百七十人。于当年9月10日开学,缪征中先生为教务长,汤蠡舟先生为医务长,共肩校务。
1927年秋,校董会修订章程,改办大学五年制,专科即停止招生。1928年至1929年,增建教室,辟设病院,扩充实习室,添置图书仪器标本。
1930年春,校董会遵令将校名更称为私立东南医学院。1931年春,购置真如校基53亩。时值上海南洋医学院中途停闭,转学来校者二百余,统计学生数达五百以上。顿呈人满之虞。乃于是年五月建筑真如新校舍十余座,迄9月落成,沪军营原有房屋悉充为医院。学院全部迁入新校,同时本学院遵令废止预科制,招收新生开学。甫及半载,沪变忽生。漩入战区,凡百余日,校内图书仪器标本用具等损失达十余万金。沪事协约告成后,即将内部重行整理始得赓续开学。
父亲汤蠡舟不仅是东南医学院的三位创始人之一,且从1926年5月至1937年8月的11年间,他一直担任学校医务长、附属医院外科主任和教授,负责医疗工作和讲授外科学,并和郭琦元院长一道,为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期间,医院开设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齿科、X光室、化验室、临床检查室、手术室和药局,共约床位100张。制定了医院简章,包括总则、诊治规则、收费规则、病室规则、附则和护士班简章等,在上海已有相当的影响力。
1931年东南医学院刚迁入真如新校舍不久,中国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时,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但黑龙江马占山部队奋力抵抗日军。东南医学院和暨南大学先进青年举行集会,成立了“援黑救护队”。章淦同学断指写下“抗日救国”四个血字,有30多人加入“援黑救护队”。队伍到了北平,还受到了张学良将军的接见和安慰,他劝阻大家,黑龙江天冷,南方人受不了。最后,“援黑救护队”遭到围困被迫解散。这次行动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侵犯淞沪期间,何香凝女士除了把个人财产用于救护事业外,还以伤兵医院院长的身份在报上刊登募款启事。东南医学院积极响应,两位院长为伤兵医院送来大量医疗器械、药品。当时,何香凝女士、柳亚子先生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一带,与我们家相近。何香凝女士将自己作的一幅山水画,请柳亚子先生题词,赠与父亲汤蠡舟。柳先生的题词是:“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源岂是人间有,祗合先生画里求。”不久,父亲汤蠡舟去了苏州,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队伤兵医院,开展战地救护工作。
八一三事变后,日机对上海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同时被炸的还有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抗战胜利时,沦陷区的大学都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百废待兴,百业待立。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校史中,有借聘东南医学院教授帮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复课的记载。这主要缘于父亲汤蠡舟曾经任职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里,有许多骨干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协和和东南已形成了密切关系。
三、投身抗战 救死扶伤
在父亲汤蠡舟自己写的个人简历中,我们看到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足迹:1937年8月~1940年12月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转辗武汉、衡阳、长沙、南昌、吉安和祁阳等地救护伤员,期间担任队长、中队长和中区大队长等职;1941年1~8月,驻在江西弋阳,担任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外科指导员兼外科学组主任,训练战地救护卫生人员;1941年9月~1942年9月,调到四川重庆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1942年10月~1945年11月,调往贵阳担任救护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
据有关史料: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前身,为1937年12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它是中国红十字会履行日内瓦公约,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战时医疗、战伤救护和医防的需要而成立的一个组织。1938年6月迁到长沙,正式命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38年11月,总队设在长沙的救护总部被敌机轰炸遭到重创,数十名救护人员受伤,后奉命西迁至祁阳。1939年2月,又迁至贵阳东南郊群山环抱的图云关。当时,总队下设9个医疗大队,共辖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1940年~1942年是救护总队的全盛时期,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个,医务员工达3420人。这支队伍几乎集当时全国医药人才之精华,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来自欧洲的20多名医生也加入到这支队伍,工作到抗战胜利。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主要任务是,对外与国际红十字会和海外援华团体联系,对内指导全国各地医疗队的救护工作。总队部下设1室4股,即办公室和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总务股,其中的材料股先后由汤蠡舟、陈璞担任主任。通过救护总队,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得到救护;世界各地援华的成千吨医疗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抗日前线;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救护人员从这里奔赴各战场。救护总队还协助地方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为平民和难民服务。
我的堂兄汤维德回忆:1937年,他与胞兄汤维平随四叔父入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任前方将士伤残救护医疗工作。四叔父汤蠡舟任院长,医院设在松江县省立松江中学。敌人狂轰滥炸,每当深夜,伤患者抵院,其呼疼号哭之状惨不忍睹。常见叔父于灯光灰暗中,低徊病榻,不觉其臭,也不嫌其脏,只听其细声轻询各患者伤势,重者即手术治疗,轻者经抚慰包扎后,次日晨即行转送后方养息。无奈前方战事失利,不逾月而医院后撤,由松江而震泽、景德镇、武汉、长沙、衡阳、宜昌,直到重庆、贵阳。叔父大人无时无地不以救护伤残和贫病民众为己任,置己身家庭于度外,是婶母大人许雅南驮儿带女,自沪辗转,抵江西吉安,与夫来会,再至陪都重庆。
这段时间,救护总队还为太行山八路军和江南新四军送去药品和医疗器械,父亲汤蠡舟还曾亲自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去药品和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得到了叶挺军长赠送的战利品,其中有缴获来的日本国旗,大小各一面,签有叶挺等首长的名字。
我们一家住在图云关山上时,曾发生了一件让我们难以忘怀的事。一天,长子汤卫城突发急性盲肠炎,那时往哪里送?父亲是外科医生,决定自己来为亲生儿子动手术。于是,在山上找一间草屋,消毒后作临时手术室,请一名护士当助手。手术顺利,总算度过了难关。手术后,母亲还带我们其他几个子女去看望汤卫城,并给我们看手术切下的盲肠。在兵荒马乱时期,我们家生活十分简朴,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四、返回东南 力主内迁
1945年12月,父亲汤蠡舟从重庆回到南京,至1948年12月,先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国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当时,家人都在上海,父亲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由于他深感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他毅然辞去国民党政府的职务,回上海致力于恢复和创建东南医学院,重新开始他所钟爱的医学教育事业。1949年初,上海当局数次请他出任卫生局长,都被他力辞。
据李雨生教授回忆,1949年暑假,中共华东局有几位领导来东南医学院参观,他们认为学校基础学科教学人员的阵容颇为整齐,提出是否可以借聘几位到济南白求恩医学院任教。校方回答说,自己的教学力量不算强,借聘了就显得更加薄弱,不如连根拔了,把学校迁往内地更好,因为在上海有6家医学院,实在集中过多了。华东局的领导很赞成。
据蒋本沂教授回忆,1949年8月3日,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崔义田部长主持下,以汤蠡舟院长为代表,接受内迁任务。经勘察校址,以皖北怀远原美国教会办的淮西中学、培德中学、民望医院、民康医院为基础,占地300多亩,充作校舍。
最近据黄叔仁教授回忆:中共华东局一发出“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东南医学院就率先响应,紧锣密鼓地组织开展内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成立内迁工作委员会,汤蠡舟院长任内迁工作主任委员,蒋本沂教授负责教职工方面,黄叔仁负责学生方面兼内迁工作秘书长。当时的安徽比较落后,部分师生对内迁工作有消极情绪,思想顾虑较多,工作难做。汤蠡舟院长四处联系,想尽办法动员亲友和同事来怀远。为了将学校和医院的医疗器械和教学设施提前运至怀远,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内迁先遣队,并如期完成了任务。是年12月27日,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开始整体内迁。随迁340人,在汤蠡舟院长的率领下,连续两天两夜未休息,于12月29日到达皖北怀远西门岗。
当时,那里的环境还比较好,多数房子是用石头砌的,美观牢固。学校和医院背靠西山,南临淮河,登高远望,风景优美。但是交通非常不便,没有直通蚌埠的公路和汽车,只有水路一条,乘上小火轮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蚌埠。
内迁是东南医学院发展史的一项重大决策。它既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又为自身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元旦,在父亲汤蠡舟的组织领导下,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宣布开诊,设床位100张。是年10月,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附设护士学校开学,父亲汤蠡舟兼任校长。
1951年2月,皖北行署派遣党政干部李广涛来到东南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开展工作。6月,经华东卫生部批准,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由私立改为国立,并委托皖北行署正式接管,得到了父亲汤蠡舟的积极拥护和支持。随后,父亲与李广涛、陈韧等党政负责人一道开展基本建设,聘请师资和医务人员,从上海请来一批高级专家和教授,如张锡祺、陈卓人、赵师震、李祖蔚、蒋本沂、万昕、邢文荣、赵敏学等,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是年8月,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从怀远迁至合肥市前大街(现长江路),开设床位146张。9月,医院新址划定在合肥市德胜门外东南岗,医院主楼开始兴建,同时对医院辅助用房和职工宿舍进行规划设计,确定了医院新址雏形。
1952年2月,医院接受合肥联合医院房屋。上半年医院一幢三层外科楼和两幢一层的耳鼻喉科和肺科病房建成。在父亲汤蠡舟的领导下,医院抓紧采购和安装医疗仪器设备。光明新村、和平新村两处教职工宿舍相继建成。8月,医院住院部迁入现址(绩溪路),开设病床250张,原合肥市前大街(现长江路)旧址改为门诊部。10月3日,安徽省政府批准,东南医学院被命名为安徽医学院,医院随之更名为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父亲汤蠡舟任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兼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
五、工作不懈 尽瘁终生
在医学院和医院繁忙而艰辛的搬迁、改造和新建过程中,父亲还参与了安徽省的卫生建设事业和各项社会活动。1952年2月,报纸上报道,父亲汤蠡舟以自己曾是1947年“日内瓦公约”第四次修改会议参加者的资格,斥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可耻行为。他在抗战时期曾率医疗队,到日寇散布过细菌的金华、宁波、常德等地进行抢救工作,目睹了被害者的惨状。
1953年10月,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下属8个分团)一行四千余人,在总团团长贺龙的率领下,离京赴朝,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父亲汤蠡舟参加这次为期三个多月的赴朝慰问活动,并担任了四分团的副团长。1954年3月,安徽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父亲汤蠡舟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是年7月,他当选为安徽省第一届人大代表。
在我们孩子的眼中,父亲总是工作、工作,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稍有空闲,就看书学习。他唯一的兴趣就是种一些树木和花草,调剂一下紧张的生活。在我们家门口,栽有一棵桂花树,一到秋天香气扑鼻,现在应已长成一棵大树了。他陪我们孩子们游玩的场景,在我们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但时而也会抽空与我们讲一些道理,教育和鼓励我们积极向上。
父亲一生节俭,克己奉公。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非常清廉。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是这样,从不特殊化。他常从医学院走着去卫生厅办公,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从来不带我们家人使用公家的小车。几年来,他辛劳不懈,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1954年秋,他病倒了,被诊断为肝硬化。他住进了医院干部病房,一住就是三年。当时,两个外孙女相继降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欢乐。父亲最希望母亲带外孙女去看望他,这时候父亲是最高兴的。
1957年10月23日,父亲在医院干部病房病逝,终年61岁。安徽省领导张帆、桂林栖、陈荫南、陆学斌,以及其他有关方面领导和安医全体师生员工均前往吊唁。10月30日《安徽日报》报道:“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安徽省政协常务委员、民盟安徽省委常务委员、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安徽医学院副院长汤蠡舟先生追悼会,于本月29日上午在安徽医学院礼堂举行。”参加追悼会的有省、厅负责同志,民主党派负责人,合肥各高校校长和教授,“及汤蠡舟先生生前好友共九百余人”。“追悼会结束后,汤蠡舟先生灵柩旋即起运至大蜀山公墓安葬”。长长的送葬队伍从医学院的大门口,一直伸展到西门外的叉路口,足有两里多长。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父亲。
(作者简介:汤章城,汤蠡舟四子,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现居住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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