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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允文:为安徽的儿童健康事业贡献毕生精力
  发布时间:2013-06-13 阅读:6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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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胡允文,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教授。1952年来医院工作。1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参加第二届省人代大会,1963年被选为安徽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胡允文,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教授。1952年来医院工作。196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参加第二届省人代大会,1963年被选为安徽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1965年担任儿科副主任, 1969年,参加安徽省卫生厅组建第一支援南也门医疗队,1982年至1987年担任儿科主任、教研室主任,1985年被评为为安徽省优秀教师,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世纪90年代,在省内率先开展小儿铁缺乏病的调查研究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战火硝烟求学路
    胡允文是天津人,1931年4月,出生在北京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母亲原是大家闺秀,婚后在家侍奉婆母,相夫教子。在胡允文不到半岁时,父亲去美国留学,便随母亲、姐姐回到天津外公家。1934年5月,父亲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任职,全家同行。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连遭日机狂轰滥炸,时局不稳,险象丛生,许多民众逃往内地,父亲也将家人送往四川避难;母亲带着四个3到8岁的孩子,乘船溯江而上,先去四川成都。父亲临危受命,担任中央医院代理院长,负责全院的疏散工作,留在南京,直到任务完成。二十天后,南京沦陷。从此,全家人开始了十年流亡生涯,胡允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也就在战乱、动荡和清贫中度过。
胡允文上小学比较早,1934年11月,胡允文的小弟在南京出生后,姐姐已上小学,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母亲难以照顾。那时,南京“幼稚园”不多,父母无奈把胡允文送到姐姐上学的大行宫小学一年级试读,当时胡允文即将满五岁。没想到,她期终成绩除了唱歌、游戏课是“中”外,其余的都是“优”、“良”,外加一个评语:“好哭”。到成都前,胡允文已经上完二年级上学期的课程。
到四川后,时局动荡,日机频繁轰炸,家也数度搬迁。每当日机轰炸变本加厉时,母亲都要带孩子们到乡下“躲警报”,孩子们也频频转学。在胡允文的五年半小学生涯,一共换了五个学校。
那时父亲忙于临床医疗教学,母亲忙于操持家务,还要为全家缝衣做鞋,没有时间辅导孩子们的学习;尽管经济拮据,但是父母还是借贷或变卖家中物品为孩子交纳学费,尽力选择好的学校,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使胡允文懂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小学五年级上学期结束,胡允文以同等学力跳级考入成都华英女中。
1941年,胡允文上中学时,正是国土相继沦丧,敌人步步逼近。战局吃紧,轰炸频繁,偌大成都已容不下学生的书桌,学校纷纷迁往乡下,华英女中也迁到距成都九十华里的彭县,胡允文和姐姐开始住校,离开了父母呵护的生活。由于离家路远,每学期只能回家一次。
当时学校虽然条件简陋,但老师们教学依然认真,一丝不苟。几年中,学校还来了一批北京的“流亡学生”老师,她们除了教专业课外,还教学生唱抗日救亡歌曲,像《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激昂的旋律。他们还和学生同台演出进步话剧《日出》、《雷雨》、《家》、《北京人》等。滇缅公路危急时,学校许多同学要求参军,这是胡允文受到最早也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立志学医也艰辛
1945年日本投降,胡允文欣喜万分,开始做着大学梦。在成都,父亲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工作,全家一度住在学校的教授宿舍中。每天看到父亲的教授同事们和学生们腋下夹着大本的书匆匆来去,耳中常常听到医生们治病救人的故事,认定医生是个神圣的职业。自己家族中又有父亲、姑母、堂兄多人是医生,耳濡目染,就下定了学医的目标。
1947年高中毕业,连续报考了两个学校都被录取,其中的金陵女子大学医预科可以升学国内医学最高学府-协和医学院。正在做协和梦时,胡允文被查出患了肺结核必需休学休养。1948年夏,肺结核基本痊愈,胡允文又考进了中央大学医学院,第一志愿依然是医本科。第一年的基础课老师都是英语讲授,既教专业知识,又锻炼了外语。但是,不幸又来临。可能是因为学习紧张生活艰苦,学期结束时,胡允文肺结核复发了,不得不再次休学。一年后,复查肺结核病灶基本稳定,就又报考了北京医学院被录取。正当准备复学时,胡允文的姑母,北京协和的放射科专家,她看到她的X光片,要求胡允文再休息一年,父母帮她办了北医的保留学籍手续。
1951年夏,胡允文终于通过了医生的检查,父母担心她的健康,没让她去北京医学院,而是以大学一年级成绩申请转学进入上医重读一年级。离开学校生活多年,胡允文只默默地埋头学习,认真地对待每一门功课,学解剖课时,为了克服对尸体标本的恐惧,训练胆量,她晚上单身一人跑到解剖室,从每一具标本旁边走过,时时掀开罩布,对标本说上几句话;学组胚学时,认真画图,努力搞清人体组织结构;学病理时,争取参加临床病理解剖检查,现场观察疾病的大体变化;甚至连微积分课,也认真记忆公式、弄懂道理;至今还有同学为胡允文对微积分有兴趣而感到不解。但是胡允文这样做,不但为今后专业打下坚实基础,还对培养人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毅力有好处。
三年级下学期,全班分为内、儿两班,胡允文选择了儿科班。进入临床课后,和病人更加接近了。从老师对待病人的态度中,胡允文懂得了不单在病人身上看到疾病表现,更要看到疾病对病人造成的躯体和精神伤害。上内分泌课时,一位示教的病人是垂体性侏儒,虽然已经是大学生,但个子像七八岁的孩子,由于疾病,他习惯于接受正常人怜悯的眼光。但老师尊重他,语言动作处处注意不要伤害他的自尊。胡允文很感动,从此敦促自己要尊重病人,爱护病人。
在实习期间,胡允文开始感到肩上担子沉甸甸的。实习医生必须参加科室的病例讨论,主管者首先在会上对病例进行分析发表意见,同学参与,最后由老师进行指导。使她懂得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分析问题的思路,即使自己错了也能从中获益。有一件事,胡允文一直记忆深刻,一次,老师提问,她答不出来,说记在笔记本上了。老师指指头严肃地说,要记在这里!这种学习方式在今天看来,似乎过于严酷,但对于培养学生严格、严谨、严肃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中秋离家上征途
那个时代的青年,服从组织分配,到艰苦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共同的志愿。1952年,胡允文被分配到安徽医学院,父母没有半点不同意,邻居对母亲说:安徽苦啊,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母亲只是笑笑(随后两个弟弟毕业先后分配到遥远的西安和沈阳的国防工厂,父母也是同样对待)。分配到外地的同学是同一天出发,那天正是中秋节前一天。同学分别乘船和火车离开,留在上海的同学到车站码头相送,行前唱着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和《走向生活》。
到了医学院,胡允文和董聿明、苏宝瑜三人一起被分配到附院儿科。安医儿科的创建者老主任陈卓人教授热情地接待他们。那时儿科医师不多,只有七位,连戴葆源护士长在内,护士十二、三人,两位工人,床位近四十张。
上班伊始,虽然有上级医师带领,但更多的事需要自己独立思考做出决定,遇事要更加仔细认真,不敢丝毫懈怠。为了和家长及病儿沟通,尤其是农村的大爷大妈,胡允文他们还学习当地方言,学说合肥话,把患者家属与医生的距离拉近了,能更好地配合我们的治疗。一次在邮电局寄信,胡允文遇一位母亲,她说自己女儿曾患急性肾炎高血压脑病,是胡允文给抢救过来,现在已经参军了。胡允文心里很自豪,也很有成就感。当然,也有被误解的时候,一位家长带孩子来看病,胡允文初步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给了相应处理;第二天病儿又来了,仍然发烧,经过检查,胡允文向家长解释诊断不错,只是疾病恢复有个过程,要逐步好转。谁知患者家长大怒,问她会不会看病,是不是医生?但胡允文只能好言相劝,心里充满了委屈,病人走后,她流泪了。没想到大约十年后,正是文革中,胡允文在急诊室值夜班,一位家长带小孩来就诊,她站在我面前看着我,突然说,上次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胡允文看了看病历上的名字,想起十年前的事,心里很感动,回答说事情已经去,孩子都长大了,不用再提了。这件事也令胡允文十分感慨:医患之间彼此理解也是需要有个过程,要正确处理医患关系是一门学问,对医生来说,高超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十分关键。
在胡允文看来,医师是临床工作者,就是要亲临“病床”,不离开病人,时刻关心着病人、了解病人。不但八小时上班时间如此,根据需要晚间还常常去病房看望孩子。1960年,胡允文任儿科总住院医师,除了吃饭睡觉,都在病房;每天晚上要到黄中主任家去汇报病儿病情,听取指导。整个病房病儿的病情烂熟于心,处理也就得心应手。
学前辈教书育人
临床病例千姿百态,患儿病情瞬息万变。只依靠教科书上学来的知识,远远不够解决问题需要。那时图书馆里的参考资料很少,专业杂志也不多。从图书馆里借不到的书,胡允文夫妻俩从菲薄的工资收入中自己订阅,包括外文的儿科专业杂志。工作繁忙时尽量利用晚间休息,炎夏严冬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对外交流增加,外出学习的机会多起来,经常有国内外专家来讲学,胡允文抓住机会学习。遇到需要她当翻译时,直接面对专家请教。
事业需要延续,需要后继有人。来到医院工作后,教学是主要任务之一,胡允文也责无旁贷地成了教师,担当起了做老师的责任。
为传授好医学知识,胡允文认真读教材、写教案、准备实例,甚至黑板上板书排列也要花一番心思。对教材上自己不明白或不甚确切的内容,事先查阅资料,作好答案。讲授中结合临床实例,不照本宣科,目的是让学生听得懂,看得清,吸收快,记得牢。在她担任教研室主任期间,坚持年轻老师上课前,教研室主持集体备课,以老带新,儿科教学连年受到学校的表扬。
胡允文接触最早的学生是实习医生。实习是进入临床最后的准备阶段,也是理论结合实际的阶段。带实习需要业务、技术、和心理准备。因此,胡允文要求自己掌握教材又不限于教材,技术上要熟练操作,规范要求,从手把手到放手;心理上要耐心对待,切忌听之任之或缺乏耐心而取而代之。胡允文深知,严师不一定出高徒,但高徒必然出自严师。除业务学习外,她更要注重学生的医德培养,要求学生关心病人,爱护病人,在病床前要严肃,尊重病人。正是胡允文她们严格的教学,儿科临床教学一直得到好评。
曾有医生说,选择当儿科医生就是在听过胡允文的课后决定的。这应当是对她当老师所做努力的最好褒奖了。胡允文到过全国许多地方,遇到许多安医的学生,胡允文说,当他们叫她“胡老师”时,她总是十分感动,有要流泪的感觉,觉得老师真是个崇高的称号。
不畏艰苦下农村
退休前在安医工作40年,胡允文有好几年是在农村和第三世界国家度过。
1958年,全国大搞血防,安徽也一样。安医也派了许多临床和基础教师下乡。胡允文和解剖教研室的老师一起被分到桐城县,每人负责半个县区乡血防组的技术指导工作。当时,血防工作推广短程疗法,这种治疗疗程短节约时间,但副作用较大,按规定疗程结束要留站观察三天,防止严重反应发生。一位女病人,两日疗法结束次日就私自跑回家,在家发生抽搐,家人来要求出诊。胡允文一听大惊,知道是最严重的锑剂反应“阿-斯综合症”。她带着一位护士急速赶到她家,心脏听诊是严重心律紊乱,二联律、三联律、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跳暂停等交替出现。按规定方案治疗后,病人情况逐渐好转,到第二天,心律基本正常,随后需要药物继续维持和观察一周,才能停药。胡允文让护士先回去,自己留下继续观察。到第七天,正准备停药时,病人心律紊乱再现,治疗又从头开始。如此,两周时间才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1965年夏,胡允文被派往省四清工作安医分团医疗队去贵池,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全队有内、外、骨,儿、中医科医生,四位内外妇科护士和一位后勤人员,俨然一个小型卫生所的配备,主要任务是收治病人和巡回医疗。队里的医生都各有全科专长,巡回出诊过河爬山,一次出诊跑几十里路都是家常便饭。
1969年,胡允文等26人被选派为安徽省卫生厅第一支中国援南也门医疗队,历时两年半。初到当地,只有一个医院的空壳,一切设备仪器都靠国内运来,队员用双手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亚丁“人民医院”。开诊之日,看病的群众纷至沓来,绝大多数是贫苦百姓。她们从早上八点上班,看病直到下午三、四点左右结束,才回宿舍吃午饭,看到群众渴望健康的眼神,没有人叫苦叫累。医疗队员们努力克服人员少、工作量大、医疗设备相对不足、语言障碍、习俗不同的困难,竭尽全力做好工作,抢救了许多病人,施行了多例重大手术、还不定期下乡为农村贫苦群众送去温暖。
由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南也门当时没有自己的大学或医学院,学医要出国留学,医疗队决定为当地培养初、中级医护人员,大家克服语言困难,讲课、带示教,带手术,培养出两批当地“赤脚医生”。胡允文被队里指定为带教老师,带着学生在各科轮转,学习专业知识,努力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讲解,让学员能听懂学会。这些学员回到家乡,大多能为乡亲解决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防治。在南也门工作期间,胡允文的父亲因病重去世,她在一个月后才知道噩耗。父亲在临别时给她留言:“党派支援南也门,努力学习白求恩”,想到父亲生前为医疗卫生事业献身的事迹,胡允文懂得只有做好援外工作,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走上科室管理岗位
1965年在贵池四清医疗队期间,胡允文收到医院任命信,任命她为儿科副主任,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主任被取消,她经常笑称自己是:“未上任就靠边站”了。文革十年中,胡允文一直是医师身份做临床工作,在“医护一条龙”制度下,医生无论年资高低,一样分管着七八个病人。但她对业务没有放弃,时常有年轻医师来找她帮助他们处理病人,她总是欣然前往,因为这关系着孩子的生命。
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7年胡允文又重新恢复副主任职务,正式走上管理岗位。十年间,医疗秩序和制度都遭到严重破坏,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身为科室领导,胡允文承担起主任职责,致力于恢复和整顿。通过全科同志的努力,科室的学习、医疗、教学、科研工作渐渐走上正轨。在科里,全科医生分了专业组,做到各有所长,一专多能,大家都能集中精力提高自己专长,整个科室的专业水平也随着提高;同时科室派出专业医生出外进修,学习专业知识,缩短安徽和全国的距离,更快地追赶先进儿科水平。她还鼓励科室成员学习外语,以便更好地学习外国先进经验。
老树夕阳也有情
胡允文的老伴冷志勤是中国医科大学1955届毕业,分配到条件优越的上海医学院儿科医院工作。他们在1961年初结婚。婚前她们商量好,胡允文留在安医,老伴离开上海到安徽医学院来,一起为安徽的儿科事业努力。1989年,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建院过程中,卫生厅提出调冷志勤去任首任院长,当时他正在省立医院任儿科主任。胡允文夫妇一致认为:人们盼望安徽有儿童专业医院已经多年,自己是儿科医生,不管条件如何,都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下来。她支持老伴艰苦创业从头起步,让医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时间飞快地过去。1992年,胡允文先后从科室主任和教研室主任岗位上退下来,到1996年6月正式退休了,退休后科室安排她继续做一些教学查房和门诊工作,以后又看了较长时间的“儿科疑难病门诊”。2009年胡允文从工作了五十三年的岗位上彻底退了下来。
退休后,胡允文夫妻有更多时间做过去想做而未做的事情,除了少量的医疗工作外,他们应约撰写一些专业儿科文稿、写了《让孩子远离伤害》及另外几本儿科科普书籍,有时相互切磋感兴趣的专业问题。胡允文还学习钢琴、外语、电脑和绘画,圆儿时和年轻时的梦。她们多次去国内外旅游,去过西欧、俄罗斯,去过大连、海南,北京、沈阳、上海世博会等,几度参加老同学聚会,在网上和千里之外的亲友老同学见面谈心,传递邮件,感受网络给人带来的快乐。
回首往事,感慨频频。采访中,胡允文教授说,我们这代人经历太多:战乱、清贫、疾病、无休止的“运动”、折腾不断,既浪费了宝贵的青春,但又磨练了人的意志,现在看来也未必不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八十年的人生旅程,有坎坷也有坦途,有艰辛也有欣慰,有奉献也有收获,总而言之,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此生能做成一件事:为儿童健康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是一种幸福。对于未来,我们无所祈求,但愿孩子们都能在自由、平等、健康、幸福的环境中茁壮成长起来。
                 (此文根据胡允文教授提供的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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