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4年11月14号，爸爸突发心梗走了。我尊重他的遗愿，在器官捐献协议上签了字。”单爽说到这段时，声音一直在颤抖。

6月9日，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办的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建立十周年宣传活动上，她作为捐献者家属被邀请来做分享。当天她穿了一件浅灰色西装，上面开满红色的玫瑰，还化了个淡妆，以示郑重。

“2003年爸爸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当时他还是一名器官捐献宣传员，在他的讲解和带动下，有几十名志愿者加入了捐献队伍。”聊到父亲单锡宝，她眼眶一下红了：“他的善举是留给我最大的人生财富，感谢父亲。”

或许爱就是这样，明明不忍失去，却依然选择了尊重与放手。

而那些主动选择加入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志愿者的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活动现场，记者见到2000年出生的刘佳豪，他现在是安徽医科大学2025届药理学的一名研究生，今年自愿签署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志愿书。

“学医越久，对生命的敬畏越深”，佳豪说。在课堂和医院里，他才真切明白一个健康器官对于那些脏器功能衰竭的终末期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他们深陷黑暗里唯一的光”。

二

佳豪说的没错，器官移植是这些患者活下去的唯一希望。而没有器官捐献，就没有器官移植。

什么是器官移植？器官移植是外科学领域的尖端医疗技术，其核心是将功能完好的器官从捐献者体内移植到患者的身体里，帮助终末期器官病变患者延续生命、恢复机能。比如很多终末期肝病、肝功能衰竭患者，常规手段无法救治，药物无力回天，肝脏移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手段。还有很多终末期心脏衰竭患者，只有接受心脏移植才能延续生命。

哪些器官可以做移植呢？人体可用于移植的范畴较广，实体器官、多种人体组织均可移植。除大脑目前不开展移植外，角膜、心脏、肝肾等器官，以及皮肤、骨组织等，大多能够实施移植。

其实，人类对“换零件”的想法古已有之。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将人的头颅嫁接于狮身，是最早器官移植的想象。希腊神话里的喀迈拉，狮头羊身蛇尾，美国器官移植学会至今仍拿它作会徽。中国医祖扁鹊曾为两人换心——虽是传说，也道出了古人对“以器续命”的渴望。

但这一医疗技术的真正突破，还是来自现代医学的发展。

1902年，法国医生卡雷尔研发出三点血管吻合法，这项成熟的血管吻合技术，从技术层面让器官移植具备了实现条件。1912年，他也凭借该贡献斩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54年，美国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完成了一台里程碑式的手术：健康的哥哥为身患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弟弟捐献肾脏，这是人类第一例获得长期成功的现代器官移植手术。接受移植的弟弟依靠这枚肾脏，又健康生活了八年。

医学界逐渐认识到，血管缝合技术虽能持续优化，但如何抑制受体对移植器官的免疫攻击和排斥，才是最大难题。随着免疫抑制药物问世、器官保存技术的不断成熟，器官移植终于走出实验阶段，正式应用于临床手术。

据中国成人公民逝世后捐献5年患者生存率统计，在中国，心脏移植全国整体5年患者生存率有74—78％，良性肝病终末期有70％—77％，肾移植手术最成熟，公民逝世后捐献肾脏移植的生存率有85％—88％。

如今器官移植手术已具备较高安全性。在活动现场见到不少术后前来复诊的患者，术后身体状态与生活质量都维持在较好水平。

三

我国器官移植事业于上世纪60年代开启临床探索。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临床使用的抗排斥药物高度依赖进口，器官供体来源也因体系不完善，长期面临伦理争议。

2015年1月1日，我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重要转折点。当日，我国正式执行新规：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成为遗体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依托此前已在全国落地的统一器官分配系统，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正式与国际主流伦理规范接轨。

历经十余年持续建设，我国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体系。2010年，全国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启动，开启自愿捐献的实践探索。2014年，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OPO联盟）成立，实现器官获取环节的行业自律与标准化管理。2020年，《民法典》正式确立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法定原则，筑牢民事法律根基。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是对现有体系的全面升级。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730万余人，90％以上登记人为45岁以下青年群体。目前全国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有182家，具备全器官移植资质医院的有20家。全国标准化器官获取组织（OPO）全覆盖各省。

十余年间，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发展迅速。但对比庞大的患者群体，供需缺口依旧十分突出，每年约有超过18万名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

和安医大一附院医务处OPO办公室负责人崔恒沟通时她表示，受“逝者为大”“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影响，他们遇过一些情况，逝者本人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但敌不过过世后家属的“集体决策”。还有些直系亲属心里不抵触，但怕周围人说闲话。“器官捐献工作，比无偿献血或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难太多，这也是我们不断做公益科普宣传的初衷。”

器官捐献工作的落地，离不开专职协调员的奔走付出。作为一名专职协调员，崔恒也谈到了自己的工作内容，“要兼顾线索摸排、病情跟进、政策宣讲、医患沟通等，面对ICU里救治无望的患者，还要安抚家属情绪、解读捐献理念，难度确实挺大的。”有人将他们称为“生死摆渡人”，我觉得这个诠释很生动。

四

我省是从2013年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据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做科普宣传，自2014年起，省红十字会将每年的春分日确定为全省遗体器官组织捐献者缅怀纪念日。从线下诵读到云端缅怀，这项活动已连续开展了12年。

为更好地推进器官捐献事业，省红十字会也在一直探索新的工作方法。比如培育春分缅怀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服务品牌，持续推动“生命教育＋益行计划”志愿服务，孵化遗路有爱等一批特色项目。

在省红提供的材料中看到一个动人细节。106岁的老红军王均临终前嘱咐女儿：“活着为国家出力，走了也得为国家留点用处。”遗体告别也要“从简再从简”。这种“实用主义的生死观”，只问“还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比任何煽情的演讲都更具冲击力。

还读到另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故事。2022年8月24日，“中国好人”胡程婷因病离世，次日，皖南医学院“遗路铸魂”志愿服务队为她举办了缅怀仪式。为弥补其父未能见证女儿穿婚纱的遗憾，服务队联合专业团队用AI技术打造了一段特殊的视频：在虚拟的婚礼现场，胡父牵起身着白纱的女儿，将她“托付”给象征希望的医学生代表。胡父红着眼眶致谢，感谢让他圆了女儿的“婚礼梦”。

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有人在生命的尽头，给了一个温暖的回眸。

五

曾去蚌埠医科大学采访，被该校的厚生堂震撼，这里也是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的接收站。这所设在大学里的接收站成立于2003年，目前已有1598人登记捐献，200人实现了最后捐赠。

该校人文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单增强介绍，“厚生”二字取自蚌医校训，校方在厚生堂内把那些已完成捐献的逝者的照片挂出来，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认识生命的重量，对职业充满敬畏。照片墙上的第一张是蚌埠医学院的首任院长谢炘，后面还有好几位蚌医的教职工，“我也签署过遗体捐献志愿登记了”，单书记说。

那些捐献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蚌医曾经的保安蔡胜军。他的夫人袁淑兰说：“2003年蚌医刚能接受捐献时，我俩就一起提交了志愿书。”2022年，老蔡刚满60岁就病倒了，家人根本无法接受遗体捐献，是老蔡自己拉着儿子的手请求：“我要走了，一把火烧了太可惜，捐给医学还能做点贡献。”儿子最终忍痛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袁淑兰说，当年她也签了志愿书，相信百年后儿子也会尊重自己的愿望。

在当下，愿把遗体（器官）捐献上升到家庭“信仰”的绝对少数。但正因他们的存在，证明这条路可以走下去，人们可能只是需要更多时间，去理解遗体（器官）馈赠的意义。

在厚生堂的留言簿上翻到一位同学留下的话：“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

今年25岁的刘佳豪坚称签署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与承诺，“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希望能以其他方式让有需要的人继续看到这个世界，继续爱与被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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